在已发行的五套人民币中（含正在流通的四、五版人民币），第三套人民币无论是设计风格还是印刷质量都堪称完美。在《国际钱币制造者》一书中，奥地利国家银行行长W.克拉尼斯特与来自美、英、西德、瑞典、西班牙和澳大利亚等国的专家们一道，在全世界范围内筛选纸币精品，亚洲区入选的只有第三套人民币。第三套人民币中的炼钢工人五元券，更是在世界钱币博览会上拨得头筹，荣获了国际金奖。
仔细观看第三套人民币票面人物我们会发现，他们是那个时代社会各阶层人物的典型代表，画面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魅力，而且具有十分鲜明的文物特征。比如，大团结十元券上票面人物是人物群像，反映的是人民代表走出大会堂的情景，工人的前进帽，农民头上裹着的毛巾，特别是解放军代表腰系皮带的装束，在当下社会中已经无法看到。此外，炼钢工人手握钢钎的形象，车床工人在机床前作业的形象，以及女拖拉机手开着第一台国产拖拉机在田野里耕作的形象，都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现在，这些生产场景和人物形象已经走进历史，成为遥远的追忆。
二元券和五元券，他们手中的劳动工具已经成为历史。二元车工使用的是国产C6120车床，现在这种车床已经成为历史。炼钢工人手持的钢钎，在冶金行业更是消失的无影无踪。这些带有历史印记的纸币，我们在后来的第四套、第五套人民币中根本看不到。也正因此，三版币在收藏上的地位是第四第五版人民币无法相比的，无论是从存世量上看，还是从审美角度出来，亦或是挖掘其文物价值，第三套人民币都远远超越第四、五套人民币。单纯从美学角度来看，它也远远超越第一、二套人民币的艺术价值。
一元券，邓小平说：这个女孩子应该画得再漂亮一点儿。一元女拖拉机手原型是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6月27日《人民日报》刊出的“时代领跑者：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候选名中，身体仍然健康的梁军老人名列一百二十人之中。由于梁军女拖拉机手形象代表的是农业，因此原设计稿画得比较扑实，但不够美。因此审稿时邓小平提出：这个女孩应该画得再漂亮一点儿。根据这个建议，画家侯一民对画稿做了改动，成了今天我们在一元钱上看到的飒爽英姿的新中国第一女拖拉机手的样子。
吴彭越是我国最杰出的钢版雕刻大师，他一生雕刻的邮票钢版和人民币钢版极多，大家所熟知的荣获钱币博览会金奖的“五元券炼钢工人”就出自吴老之手。但吴彭越自己认为，他最满意的作品是一元人民币上的女拖拉机手。
鞠文俊是我国另一位钢版雕刻大师，擅长风景刻画，笔法细腻灵动。鞠文俊雕刻佳作无数，但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一元券背面的“天山放牧图”。
两位大师在一元券上实现了完美结合，这不能不说是极具传奇色彩的艺术巧合，可遇不可求。
一元人民币（二罗、三罗）价位目前仍然比较低。这一方面说明，一元券量少引不起炒家的关注，另一方便也说明它今后的升值能力会非常大。
五角券，周恩来说：应该有一个代表轻工业的。人民币设计到国务院送审时，五角券之所以没有通过，是因为周恩来总理的一句话：应该有一个代表轻工业的。直到十几年后的1972年，五角券纺织女工才通过审批，成为第三套人民币的关门券。目前，五角平水最受币商瞩目，但在很久以前，哈尔滨金融专科学校某教授就通过其论文，揭示其存世量很小的原因。这里不说了，大家都知道。但我想说的是五角平水诞生的原因本身，仍然是当时的政治斗法、银行系统同样混乱的产物。
二角券，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二角券的武汉长江大桥，也具有极强的文物属性。毛泽东主席浪漫的诗人气质和雄才大略的伟人气概，让这座大桥早在建成之前就已经在全国人民的心里架起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神女应无恙，当今世界殊”。
一角券，涉嫌具有“文字狱”倾向的人民币。一角券票面反映的主题是“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由于种种原因，一角券改版最多。其中的“枣红一角”因为画面人物有向左走、向右走之分，这在政治上被认为“不妥”，故最先停止流通。而普通一角，文革期间也遭到审察，成为高层政治斗法的一个特例。人物中第一个人扛着“铲”，第二人扛着“锄”（与“除”谐音），后面还有一个扛着红旗，红旗的头部类似于矛（与“毛”谐音），通过无限上纲，这版一角币被污蔑成具有反对党反对毛主席的暗示——“铲除毛旗”。这种闹剧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但在当时，一些人却煞有介事地在中国人民银行打出巨幅标语——“纠出伸向人民币系统的黑手”。矛头所指，当然是周恩来总理，因为三版币从设计到讨论定稿，周总理几乎过问到了每个细节，是第三套人民币理所当然的“总设计师”。
这套纸币为1元、2元、5元、10元四种主币和1角、2角、5角三种辅币，共有7种面额，全套合计18．80元。其版别有9种(1角券有3种版别)。由于流通使用时间特别长，经人民银行长期的回收与销毁，其存世稀少。特别是流通使用时间不长、币龄较短，人们称之为第三套纸币中的“币王”——枣红色1角券和墨绿色1角券这两种纸币更是难以觅寻的珍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