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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大头”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2019年07月10日 09:16:43 作者:卢工收藏网 25次阅读

 
        “袁大头”在人民币收藏收藏界被称为银元之宝,它是我国近千种近代银币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银元品种。俗话所说的“袁大头”,指的是民国三年(1914年)开始铸造的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这种银元在抗战前曾广泛流通,此后也长期存在,是近代中国币制变革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全国骚然,危亡立见”——币制改革势在必行
        宋代起白银就已成为中国的通用货币,主要形式为宝银,按两计值。由于宝银在形式、重量和成色上都没有统一规定,为其流通带来诸多麻烦。到了清代,纹银成为标准银,但各地纹银重量标准不尽相同,折算标准十分复杂,即使是行业中人,也很难搞得很清楚。与纹银的混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外国银元形制精美,成色划一,计枚核值,使用方便,因此深受市民欢迎。道光年间外国银元已深入内地,成为通用货币的一种。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元有十多种,在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间流通的是西班牙本洋(即“佛头元”),后来则是墨西哥铸造的“鹰洋”。
        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鉴于中国市面流通的全是外国银元,奏请自铸,力谋抵制。经清政府批准,1889年广东银元局开始试铸,1890年于市面,因其背面铸有蟠龙纹而被称为“龙洋”。自广东之后,湖北、直隶、安徽、浙江、奉天、吉林等省也纷纷设厂铸造,所铸银币统称“龙洋”。 
      “龙洋"流通渐广后,清政府遂下令将龙洋作为法定货币行使,完粮纳税,都能通用。
        然而各省铸造银元,却和当初铸造纹银一样,不仅重量和成色不能统一,数量上也难以控制,.加剧了货币的乱,改革币制遂成为清末朝野反复议论的重要课题。1909年清政府公布《币制则例>,规定采用银本位,并鉴于银元已经广泛流通,以元为货币单位,统一铸造重量七钱二分、成色千分之九百的大清银币,以期取代各省龙洋。1910年度支部又奏改币值调查局为币制局,以此为督理币制机关。但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各省因急于用款,不仅加工赶铸银元,还滥铸铜圆,滥发钞票和军用票,币制更加紊乱。
        民国建立后,中央财政几乎有出无入,财政危机十分严重。当时中央政府可能采取的筹款办法主要有三种,即增税、借债和发行纸币。政府最初主要依赖外债,然而借债要还,.终非长久之计。从短期来说,发行纸币亦不失为敛财妙法,只是纸币是银元的代表者,是兑换券,若没有银元的充分准备和广泛流通,纸币信用亦难确立。孙中山、黄兴曾主张发行不兑换纸币,其根本仍在于整理银元、统一银元和纸币发行权,否则将如袁世凯、熊希龄所言, 
      “全国骚然,危亡立见。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币制改革已是刻不容缓——“袁大头"银元正是基于此而诞生的。
        “恶本位胜于无本位”——一波三折的本位确定
        民国政府的财政危机,其解决根本在于整理财政,而币制为财政之总枢,统一币制成为当务之急。欲推行币制改革,必先确定本位。当时普遍认为采用金本位和金汇兑本位为大势所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时任财政总长的陈锦涛向大总统孙中山提出币制纲要六条,主张采用金汇兑本位制。无论是金本位制还是金汇兑本位制,都需要有相当的黄金储备,但中国的黄金储备少得可怜,无论如何满足不了需要。另一方面,当时国内流通着大量白银,如实行金汇兑本位制,这些白银该怎么处置?显然,陈的建议并不具备现实基础,在这个时候实行金本位制或金汇兑本位制还为时过早。
        袁世凯继任大总统后,继续谋求币制改革。1912年秋,政府在财政部下设币制委员会为筹议币制机关,还聘请了正在访华的荷兰货币金融学博士卫斯林为名誉顾问。曾被清政府度支部聘为顾问的卫斯林向币制委员会提出了《中国币制改革刍议》,主张在采用金汇兑本位制之前,应暂时并用金汇兑本位和银本位两种制度。1913年春,币制委员会设专任委员,详细讨论币制改革方案,在金、银、金银并甩三种意见中争论不休。最后,币制委员会拿出的报告书中,还是将金汇兑本位制列为首选,而弊多利少的银本位制则被弃置一旁。
        1913年秋,币制委员会撤销,币制改革问题移交国务院会议继续讨论。时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的熊希龄对币制改革十分热心,他认为采用金本位乃世界大势所趋,中国也必须以此为最终目标,但是又认为目前不易办到,应根据国内习惯,先用银本位来统一货币,等将来商业发达之后再改行金本位制。按照熊希龄的解释,虽然银本位不好,但“恶本位胜于无本位",实行银本位制是推行金本位的必然前提。在他的推动下,袁世凯政府最后于1914年2月公布了《国币条例》及实施细则,规定国币以一元银币为主币,总重七钱二分,成色九零,即含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其成色与法定成色之公差不得超过千分之三。国民可以将生银交托政府代铸_元银币,每枚收铸费库平六厘。
        为了能实行《国币条例》,袁世凯政府又于1914年3月8日设立币制局,任梁启超为总裁。梁启超在旅居日本时就认识到整理货币、流通金融为中国救亡图强之第一义,把币制改革看得相当重要,当时刚从司法总长位上辞职的他对袁世凯政府仍抱有幻想,所以欣然接受了币制局总裁一职,希望在币制改革上有所建树。梁启超于3月10日开局就职,以满腔热情撰写和起草了一大批改革币制金融的条例、办法和文章。在币制改革的观点上,梁启超与熊希龄意见一致,即先用银本位作为过渡,整理并统一国内货币。
        整理货币的关键是经费问题。当时袁世凯政府正以币制改革为名向四国银行谋求“币制借款”,但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国忙于战事,无心理睬,币制改革前途暗淡。此时梁启超仍充满信心,认为大款无望,小款也可。他准备一边铸造新国币,一边以此为准备发行兑换券,而发行兑换券只需有一半或三分之一的准备即可,两年内约可铸造主币4亿元,辅币6亿元,再发行兑换券8亿元,到1916年末全国通用货币可达14亿元,新币制基础即可大定。他向袁世凯提出,只要有500万镑,够六个月运用,随借随还,两年内即可将国内硬币和纸币整理完毕,而且还可以有数亿元的铸币余利与保证准备发行的兑换券,应国家需要。然而这有着美好前景的建议却并未打动袁世凯,梁启超屡谏不听,心灰意冷之下自劾而去,币制局也旋于1915年2月被撤。财政部在接收币制局之后,重新设立币制委员会,继续讨论有关币制的重要问题。
        废“龙”驱“鹰”——“袁大头"一统币市
        在此期间,新币铸造计划并未停止。财政部准备按照《国币条例》,令天津造币总厂及南京、武昌等造币厂开铸国币一元银币,但是负责发行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认为新币与旧币成色不同,价格自难统一,推行不易。按规律,新币成色若高于旧币,反易被旧币驱逐,清末发行的大清银币就因此被大量熔毁。当初制订《国币条例》时,以为可以获得币制借款,能够迅速回收旧币,改铸新币,所以规定新币价值较高,现在既然借款无望,也只能加以变通。于是财政部议决改从原北洋造银元标准,成色八九,公差仍为干分之三。这一改动虽与《国币条例》不符,但它使新币可以分期、分区陆续推行,是新币发行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与此同时,、新币式样亦经大总统袁世凯核准,新银币一面摹镌大总统袁世凯侧面肖像和造币年份,另一面雕印嘉禾花纹,中间刊有一圆、中圆、二十分、五分等字样。1914年12月24日,天津造币总厂首先开铸新银主币,接着南京、武昌等造币厂也开始铸造,191 
      5年1月新币开始发行。新银元因有袁世凯头像,一般称为“袁像币”,又有“袁大头’’、“袁头”、“大头"、“袁像"等俗称,且各地俗称不同,在西安称之为“大头洋”,在成都、重庆称之为“人头洋",万县俗称“老壳’’,长沙俗称“光洋"。虽然“袁大头”银元上标有铸造年份,但并没有每年启用新钢模铸造。后来天津造币总厂按规定赶制注有“中华民国八年造"字样的祖模,因受一战影响钢料缺乏,一再辗转迁延,等到祖模设计完成时已届年末,不得已又改刻“中华民国九年造”币模。据侯厚培著《中国货币沿革史》(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版)记载,当时市面上流通最多的是民国三年造、民国八年造和民国九年造三种银元。银元流通的时代,自然有掺和过多铜质或铅质的假银元,精明的人都懂得辨别银元真伪的方法,只要拿一块钱敲另一块钱的边缘,真的铿锵有声,假的会发出木木然的哑声。或者用两指捏住银元中心,甩口唇向银元边际一吹,真的会发出很轻微而悠长的“殷"一般的银笛声,假的则没有。银钱业的从业员点数大宗银元时,左手拿成叠的银元陆续推出,右手拿一块银元依次敲响左手银元的边,边敲边听,听到声音不好的就剔除出来加以鉴定。小商店的伙计们则会把这一块钱向厚木的柜面上一扔,声音清脆的就收下,声音发木就要求客人换一块。“袁大头"发行以后,在重量、成色上有严格的管理,每星期都要抽样送财政部化验,中国银行公会也可随时派员化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委托各造币厂铸造“袁大头”时也要随时抽送化验,对于不合格者均随时熔毁,绝不迁就。因此,“袁大头”一进入市场,就信用昭著,深受商民欢迎。曾为袁世凯总理财政的梁士诒回忆,天津造币总厂开铸“袁大头”后的最初九个月,每日铸造量达30万元,使得“袁大头"迅速流通开来。此外,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经与上海钱业公会协商,于1915年8月1日取消洋厘之.“龙洋”行市,代以新币“袁大头",于是“袁大头"通用范围由北方而扩展到南方。1919年7月5日上海钱业公会又取消“鹰洋"行市,“鹰洋”势力被彻底废除,“袁大头"的地位大大提高,成为全国通用且为中外商界所认可的唯一主币。
        乱世难濯,币制改革如履污潭
        对于袁世凯来说,“袁大头"上的侧像固然有利于提升他的威望,但更重要的是,大量的铸造银元,促进统一货币的推广,进而发行纸币是他获得军事经费的有效途径,也是他复辟图谋的重要措施。因此对于“袁大头"银元的流通和推。广,他比任何人都更加迫切。为了鼓励各造币厂加工赶铸新币,袁世凯甚至在1916年政府预算案中专门划拨500万元给造币厂,其中二分之一为四个造币厂员司花红。然而当时几个造币厂铸造能力毕竟有限,到1915年底新铸“袁大头”银元也仅铸有7100余万元,中国银行发行的“袁头”兑换券也只有3000余万元。当时中国、交通两行实力充足,而且发行兑换券十分谨慎,有充分的现金准备,所以“袁大头”兑换券的信誉也颇高,在财政部的积极推广下逐步通行全国。后来袁世凯复辟帝制,梁士诒也主要依靠交通银行为其发行兑换券垫款。复辟帝制失败,纸币信誉动摇,袁世凯政府下令停兑。191 
      6年4月,北京、上海、天津曾引发兑现风潮,而中国、交通两行各省分行多数未遵循停兑令继续兑现,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两行纸币信誉。
        张勋复辟失败后,1917年7月,梁启超又在段祺瑞内阁出任财政总长,提出“改革币制,整顿金融"的八字方针。对于币制改革,梁启超仍坚持主张先在白银的基础上统一货币制度。为了推行币制改革,梁启超听从熊希龄的建议,一面以缓付五年的庚子赔款发行5000万元公债,一面两次向日本借款1450多万元,想彻底改革币制,整顿金融,把北洋政府的财政引上良性循环的轨道。然而,段祺瑞政府军费开支急剧增加,每年缓付的1300万元庚子赔款不得不拿来充作军政开支,币制改革无从进行,梁启超上任不足四个月即悄悄离京,漫游欧洲去了。
        “袁大头”银元开始发行不久,币制委员会鉴于新币与《国币条例》规定不符,建议修订该条例,以确定新币的国币地位。同时,该委员会还认为《国币条例》纯粹采用银本位,与金本位毫无关系,如果不设法做些准备,恐怕永远不具备采用金本位的条件,所以主张试铸金币。1918年8月,财政总长曹汝霖负责制订了《金券条例》,准备在日本的支持下发行金券,遭到全国上下和英、法、俄等国的联合抵制,被迫取消。在《金券条例》取消后,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龚心湛、财政次长李思浩又提出币制计划大纲,拟通过借外债推行金本位制。1919年天津造币总厂铸造了袁世凯金币,分为十元和二十元两种,上有“民国八年"字样,此外还有一种十元的袁世凯洪宪纪念金币。因数量较少,时局动荡,袁世凯金币的历史作用十分有限。此后,以金汇兑本位制芍目标的币制改革偃旗息鼓,暂告一段落。
        银元绝响——大幕终落史留痕
        1927年北伐胜利之后,国民政府下令停铸“袁大头”银元,改铸总理新币,俗称“孙头"(或称“船币”)。此后国内就通行“袁大头”和“孙头”两种银元,其成色基本相同,可以通用。
        “袁大头”通行之后,生银流通渐少,从百姓日常使用、完粮纳税,到官款出入都改为银元。尽管如此,银两制度仍保留下来,内地各省尚有以银两为通用货币的,通商大埠商业往来还是习惯使用银两,国际收支更是如此。在上海钱庄和银行汇集之区,每天清早可以见到行庄的老司务(即工役)背上负着一个黄藤笆斗,漆上了钱庄名称的黑字,里面盛着银元,互相递解,数目大的要用特制的铁框厚木箱解款,宝银多是装成箱,大约60锭一箱,结算后用人力或车力运送。
        银元与银两的并存对社会经济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在商业上,交易计算用银两,而实际收支用银元,辗转折合,贴水亏耗很大。既然生银已经流通极少,各地平色分歧,自然多属转虚账位,因此作为通用货币已无存在的意义。1933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废止银两制度,规定所有收付一律使用银元,1935年11月又宣布实行法币政策,禁止银元在市面流通,白银收归国有,限令各金融机构和民间储藏的白银、银元交由中央银行收兑。至此,以“袁大头"为代表的各类银币完成其历史使命,开始退出市面,银元逐渐为法币取代。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政府滥发纸币造成巨大通货膨胀,久未见踪影的“袁大头’’银元又在黑市出现,成为抢购对象。此后银元黑市一直存在,直至解放后政府打击黑市,收兑银元,“袁大头"才基本上从市面销声匿迹,如今已成为钱币爱好者的收藏对象之一。
        “袁大头"在中国货币史上的出现,是银元发展的必然结果。经过多年铸造,“袁大头”数量增多,流通渐广,虽僻处边陬,也有其踪迹。到1920年3月,天津造币总厂及各分厂大约共计铸成“袁大头”银元三亿八千多万元,另外还铸成一些五角新银辅币。“袁大头"银元的通行的“鹰洋”、“龙洋”渐渐从市面挤出,促进了银元的统一,为“废两改元”准备了条件,是我国近代货币史上划时代的成就,在近代中国货币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银元之宝———袁大头 
        喜爱收藏钱币的爱好者,对清代银元一定有所了解。清代银元在民间流通甚大。故以往收藏者对其
        不甚感冒。但近年来,银元收藏热在国内和国外市场持续升温,引起收藏者和投资者的关注。
        提到银元不能不提到袁大头。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为了解决军费和提高个人政治地位而发行银元货币,因银元铸有他的侧身图像,故此又称“袁大头”。
        “袁大头”有壹元、中元(五角)、贰角、壹角4种面值,版别纷繁,其中最珍贵和最稀罕的是民国
        三年的签字版壹元,因在袁世凯像右侧刻有意大利雕刻专家“鲁尔治·乔治”的拉丁签名“ L·GioRGi”
        而尤显珍贵,它由天津造币厂试铸,并未流通,存世量极少,一般的收藏者难以目睹它的“庐山真面目”,甚至在钱币拍卖会上也难得一见。据估计,其目前的价值在4~6万人民币左右,是近代银币中不可多得的珍品,为国内外钱币收藏家所关注。
        而另外版别的壹元“袁大头”中,加铸“甘肃”两字版同样珍贵。该版别“袁大头”是由甘肃造币厂沿用民国三年的版别,在袁像左右加铸“甘肃”二字,且只铸造了数万枚,目前存世量稀少,身价高达2000多元,同样是藏家的收藏目标。
        此外,民国三年的“袁大头”壹元,因为在正面的“中华民国三年”后没有“造”字(其他年号版的后面有“造”字)及“民”字中有一“点”,而与众不同,非常特别,成为众多“袁大头”中收藏、投资潜力巨大的版别之一。
        民国八年的“袁大头”壹元有一特征是正面袁像胸襟花饰前内边齿多一细齿,而无一空当(其他年号版有一空当),其存世量比较少,不少投资者都看好它的升值潜力,现在市价为120元左右,适合普通的收藏者。
        可能是一匹黑马
        虽然“袁大头”在市场上较常见,价格不是很高,但由于停止流通的时间较长,加上解放初期的大量兑换,仅存的银元又大量损失,存世量很少,现在散落在民间的数量相当有限,决定了它的上升空间。
        “袁大头”代表了中国近代的货币文化,反映了我国近代历史、经济、金融的历史兴衰和沧桑,具有很高的艺术观赏价值和文物价值,也具有一定的保值和升值功能。
        “袁大头”,是我国近千种近代银币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银元品种,随着收藏投资热的不断升温,中国机制银元日渐走俏,价格一路上扬。对此行家们认为,以“袁大头”为代表的中国银元今后很可能成为收藏投资领域中的一匹“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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